6月17日的首爾很熱鬧,成軍10年的BTS防彈少年團在汝矣島舉辦10週年慶,另一頭的江南區韓國綜合貿易中心Coex,正在舉辦首爾書展。
一個是風靡全球的K-POP男團,一個是書籍出版展會,一動一靜,兩個看似毫無關聯的產業,卻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。
去年韓國國民詩人羅泰柱因為欣賞BTS,寫下BTS歌詞讀後感,出版《一手寫小事的詩》散文集。這本書也成為BTS的周邊商品,帶動話題之餘,也促進書籍銷量。
事實上早在2018年,羅泰柱的詩就被編劇拿來作為韓劇《男朋友》宋慧喬與朴寶劍的定情書,戲劇推波助瀾,他的《像看花一樣看著你》詩集在韓國一個月暢銷10萬冊,累計銷量55萬本。
這是韓國內容產業有意識地魚幫水、水幫魚,跨界合作、壯大彼此聲量。尤其在OTT比書籍更吸引讀者的年代,「韓國出版業一直努力尋找突破,」大韓出版文化協會理事長朱一尤說。
相較於台灣書籍出版產值從2010年的367億台幣,一路雪崩式下滑至2020年的190億;韓國卻從2014年的1260億台幣,到2020年成長為1320億。
韓國出版業如何維持不墜?《天下》記者6月中直擊首爾書展,觀察韓國出版社如何轉型找出路。
場景拉到Coex,首爾書展週六上午10點才開展,9點半不到,場外民眾已大排長龍,迫不及待要入場。
首爾書展雖有70年歷史,但展場規模卻只有台北書展的一半。文策院今年也和台北書展基金會首次合作,攜手85家出版社參展、展出328件出版品,為歷屆台灣出版社參與最多的一次,「代表出版產業對韓國市場商機的開發信心,」文策院董事長蔡嘉駿說。
文策院、台北書展基金會首次攜手台灣出版社到首爾書展參展。(鄭景雯攝)
「這幾年因為韓國影視的關係,台灣讀者群對韓國小說的接受度也變高,」《熔爐》版權代理商、安德魯納伯格聯合國際台灣負責人許沛玹分析。
過去她引進國外作品到台灣,今年首次參加首爾書展,要把台灣作家推薦給韓國出版社,像郭強生的《尋琴者》韓國版權就已賣出。
有趣的是,一家出版社總編輯得知記者要到首爾書展,有些訝異地說,「以前沒有人要去首爾書展,」然而今年除了台灣,沙烏地阿拉伯也把韓國當成重要版權銷售市場。
事實上韓國從2014年實行「圖書定價制」,無論在網路、實體書店買書,最多只能打9折,折價券等間接折扣為5%,算下來在書展買書頂多打85折,很難想像為何還有多達20萬人次的民眾,願意花成人票價約260台幣去一趟首爾書展?
每年都到書展報到的恩智,平時就有買書習慣,她說,「書展能買到限定版書籍、一般通路少有的獨立出版書,」最重要還有機會讓作者簽書,甚至免費索取攤位的書籤、明信片、小冊子作為收藏。
首爾書展著重策展,即使書籍頂多85折,仍吸引民眾進場挖寶。(鄭景雯攝)
今年是第三次參加首爾書展的逗點文創負責人、獨立出版聯盟理事長陳夏民觀察,「首爾書展每年都在進化,」主視覺固定每年都是黑白色系,找作家當代言,工作人員穿深紫色系制服,打出品牌化,「做內容的人到韓國,可以看到內容如何被玩出另一種高度。」
其中一間中型出版社,以西餐菜單形式推薦書籍,從前菜、主菜到甜點,認為閱讀跟吃美食一樣,可依照季節來品味書籍。攤位陳列也很特別,餐盤上放著書本,一旁放著刀叉,免費的閱讀菜單通常半天就被掃空。
展場裡有一間出版社以西餐菜單概念,推薦四季適合閱讀的書。(鄭景雯攝)
雖然當下不見得立即帶來消費,但宣傳、展示手法卻讓民眾印象深刻,成為有利的行銷。
另一間把展位漆上大紅色的中型出版社Safe House,執行長金弘益跟伙伴們穿著白色T恤、套上粉紅色圍裙,營造有如甜點店的書店。檯面上放的不是蛋糕麵包,而是書封設計搶眼的小說,再用粉色甜點紙盒代替紙袋包書,吸引讀者目光。
Safe House把書當成甜點在賣。(鄭景雯攝)
「展位能凸顯一家公司的風格特色,書展期間,讀者、版權方、同行作家、合作伙伴都會來,要讓他們一眼就認定我們是可以合作的對象,」書展人多吵雜,金弘益使勁力氣說。
此行陳夏民訪談10家韓國獨立出版社,共通點是台韓都有閱讀力下降的問題。
根據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調查,新媒體崛起前的2011年,韓國每人每年平均閱讀11本書;當娛樂選項變多、瓜分閱讀時間,2021年掉到每人每年平均7本,閱讀力明顯下滑,但仍是台灣平均2.5本的近3倍。
整體閱讀力下滑,連帶也會讓出版社業績下降。不過陳夏民觀察,「訪談下來,韓國很多首刷也才1000本,卻不太去談自己有多苦,反而花很多心思在跟讀者建立關係,」設計漂亮的書封、周邊商品、福袋,都是作為跟讀者互動的方式
成立10年的小型出版社「樹旁的椅子」,公司只有6人,社長李秀哲是印刷廠二代。書市不景氣仍開出版社,他純然靠對書本的熱情,繼續為出版產業增添柴火。
李秀哲累積多年出版經驗,2年前出版《不便利的便利店》意外爆紅,描繪鄰里溫情的故事創下百萬銷量,躍升韓國年度暢銷冠軍,也賣出影視版權,最快今年就能看到戲劇作品。為延續話題,出版社也推出第二集,在台灣書市一樣熱銷。
許沛玹指出,在韓國要賣出百萬暢銷書多半是大型出版社,得重砸行銷預算,然而《不便利的便利店》能大賣,一部份跟李秀哲在設計上的用心有關。其中讀者印象深刻的插畫書封,就來自李秀哲每天到便利商店取景。
寂寞出版社主編朱玉立透露,當初李秀哲為了呈現便利商店最美的景緻,幾乎每天到作者取材的便利商店報到,最後選了入春時節的背景作為首刷書封。隨著暢銷再刷,又再推出入冬下雪版本。今年3月作者金浩然來台,寂寞出版也推出「作者訪台限定櫻花版」,帶動讀者收藏。
不只出版社,韓國公共空間也喜歡以書作為空間陳列。例如鄰近首爾書展的「星空圖書館」,3層樓的挑高巨型書櫃,撐起Coex Mall百貨850坪的中庭空間,擺放超過5萬本書。
3層樓高的星空圖書館,巨型書架擺放5萬多本書。(鄭景雯攝)
不可諱言,來星空圖書館的民眾,近乎九成九都是拍照打卡,很少有人拿起書閱讀。然而被書本環繞的氛圍,卻能讓逛街的民眾靜下心,獲得片刻寧靜,療癒的場景也吸引韓劇《青春紀錄》在此拍攝。
2019年,首爾市政府也打造一座大型公共二手書店「首爾書寶庫」。書店內一圈又一圈的拱門書架,辨識度高,韓劇《德魯納酒店》在此拍攝取景,打響二手書店知名度。
首爾書寶庫因韓劇《德魯納酒店》在此取景,人氣爆增。(鄭景雯攝)
醉翁之意不在酒,「雖然消費者進書店不一定會買書,買書也不一定會閱讀,而是買來擺放當裝飾,」陳夏民坦言這是書市的現象之一,即便這對內容生產者很傷,也是出版社不得不面臨的現況。
「書的存在本身就帶給讀者想像力,」陳夏民苦笑說,只能樂觀思考,「至少把書買回家,總有翻開書本的可能性。」
老牌出版社也想辦法年輕化。出版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的民音社,創立於1966年,是韓國三大出版社之一,也是第一個擁有版權部的出版社。旗下的出版社靠社群拉近年輕讀者,2019年在YouTube成立minumsa TV頻道,超過13.8萬人訂閱。
首爾書展期間,民音社的攤位人潮眾多,其中又以20至30歲的女性讀者居多,原因跟2017年推出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引發韓國metoo效應有關,為出版社帶來忠實女性讀者群,後續再以社群經營拉近讀者距離,成功將57年的老品牌年輕化。
同時民音社也推出讀書俱樂部,每年支付會員費加入社團,成為會員後可獲得書籍作為禮物,還可受邀參加讀書會、線上線下的家庭日及社團活動,深度經營讀者群。
再來則是出版社型態改變。
朱一尤指出,韓國大出版社搶市佔率,而中小型、獨立出版為了在市場生存,「得做出更好的內容、改變經營型態。」
他觀察,韓國近年也出現把自我定位為「製作人」的出版社。意味出版社除了賣書給消費者,也要橫向經營,將小說故事IP化,轉變為戲劇、漫畫、遊戲等多元形式。
「我把出版社定位為製作公司,」濃眉大眼的金弘益,聲音宏亮,氣質跟文人不大一樣。
40歲的金弘益在韓國出版業是號獨特人物,很難定義他開的是出版社,還是新創公司。他曾在三星、Kakao工作,因為愛看漫畫、小說,著迷於書籍裡的故事情節,6年前離開IT產業,創立Safe House,「無論大環境如何變動,影視、電影、戲劇、漫畫或遊戲,都離不開說一個好故事。」
他定位為販售「故事」的團隊,從運作模式、銷售、團隊成員的職稱,都跟傳統出版社做法不同。
出身IT產業的Safe House執行長金弘益,用新創公司概念經營出版社。(鄭景雯攝)
金弘益翻開2年前出版的《天鵝洗衣店》版權頁,以往會看到總編、主編、編輯、行銷企劃等參與這本書的工作人員姓名和職位,但在Safe House卻沒有一名員工被稱為「編輯」,版權頁取而代之的是總監、製作人、經營策略等。
至今Safe House出版的65本書,故事都由製作人和作者共同討論、架構,確保小說的可讀性和市場性。
以《天鵝洗衣店》來說,Safe House先是在網路上徵求Cozy Mystery(舒逸推理)小說,作者李在仁以2萬字的短篇小說投稿,拿下Safe House舉辦的溫馨懸疑大獎,進而再和Safe House的製作團隊把故事發展成長篇。
Safe House的製作人會在創作過程和作者舉辦多場會議,「製作人的工作就是和作家吵架,」金弘益表示,雙方一定有意見不合之處,「但一部好作品就是需要經過不斷地推翻、再建構,最後交到讀者手中的,才會有市場價值。」
製作人制,內容難道不會工廠化?作家還會受重視嗎?
「故事架構雖然是製作人、作者共同討論,然而作家最不能被取代的就是文字風格,」金弘益坦言,年輕作家的確較能接受製作人制,「比較難的是作品影視化後,如何確保改拍後還是好作品。」
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即為影視化成功案例。起初出版社發行只預估8000本銷量,沒想到最後賣超過120萬本,誤差近150倍。改拍成電影後,在孔劉主演加持下,電影版權銷往37個國家,帶動小說翻譯版權賣出17國,台灣上市當月就3刷。
目前《天鵝洗衣店》小說已賣出11國翻譯版權,影視版權也已售出,但金弘益還在找合適的製作團隊,「慎選IP化的影視製作團隊更重要,」一旦影視化成功,又會回過頭來帶動書籍銷量。
因此Safe House出新書,舉辦的不是記者會而是「IP沙龍」,邀請熟識的影視製作公司、網路漫畫平台、版權方參與交流聚會,首先面對的不是讀者,而是更上游的版權交易方。
這不代表Safe House沒有賣書能力,金弘益強調,「影視化並非營運主力,重點還是創造一個好故事。」
面對市場變化,Safe House不是坐以待斃,而是想辦法突破。大塊文化出版社董事長郝明義認為,這跟韓國「永不放棄」的文化有關。
製作人制的出版形式,是否意味出版影視化?「不需要把界線劃分這麼明確,」朱一尤搖頭笑說,「這個時代更應該攜手合作,讓手中握有的內容,以各種形式傳達給消費者,出版業才能更好,」語畢他趕往下個會議,消失在首爾書展人群中。(責任編輯:王儷華)